回眸典范———记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先生
傅祎男
欣闻王选先生获得了2001年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怀着敬慕的心情，我走近全国人大常委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世界著名计算机专家、三院院士王选先生。站在这位“汉字激光照排之父”65岁的人生巅峰上回望他的来路时，可以看到层峦叠嶂、荆棘密布，看到一条穿越这一切坎坷崎岖的奋斗道路，看到一团强人筋骨、长人志气神圣燃烧着的精神火焰，看到一种最可宝贵的追求真理、执著事业、忘我奉献、赤诚报国的品格与情怀。
“‘南洋模范’，难忘教诲！” 王选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时入小学一年级。王选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只要上课专心，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玩许多有趣的游戏。王选的爱好是打乒乓球、踢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他和同学之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在南洋模范小学期间，学校还组织了不少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旨在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王选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以及参观有专家在现场讲解天文知识的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这使得王选萌发了对科学的好奇心。
在王选10岁时，当时老师要求全班同学选举一位品行好、大家喜欢的同学，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当选。尽管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但在时隔数十年之后，当王选先生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时，他仍然坦言：自己一生中得到的最重要的荣誉就是小学五年级时被选为品行好、大家喜欢的同学。
小学毕业后，王选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那年初中部迁往郊区七宝镇，王选上学就必须要住宿。当时的条件比较差，没有电，他晚上自习时点的便是汽油灯。从11岁起3年的住宿生活对王选的锻炼不小，初一时不论寒暑，他都要坚持每天清晨出操。初中部的地方较大，王选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的游戏，于是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便成了他和同学们玩游戏时的场所。初中时的这些集体生活既锻炼了王选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时又培养了他善于与小伙伴合作的意识。
随后，王选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南洋模范中学高中部，并在14岁时加入了共青团，一直担任团干部。高一时，学校每个年级选一名优秀团员，王选受到了表彰。
王选认为高中时的教学生动活泼，特别重视概念的清楚性，从不搞题海战术、疲劳轰炸，而是注重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愿意学习是一个人的觉悟，而善于学习则是一个人卓越的天赋。王选在做习题时注意掌握原理，他每做完一道题就要思考与总结一下有什么收获。高中期间每天的家庭作业从不超过两个小时，这使得王选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
王选清楚地记着原北京大学校长、教育大师蔡元培先生的教诲：学习应贯通文理。在中学期间，他始终没有放松对语文和历史的学习，这些文科知识的积累增强了他平日叙述时的条理性，提高了表达能力，对于他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时至今日，回想起自己在“南洋模范”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代，王选先生不禁动情：“‘南洋模范’，难忘教诲！”他认为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自己幸运地在“南洋模范”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一方面在知识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长期的学生干部经历除了让自己的组织能力、交往能力得到提高之外，更教会了他懂得要以身作则，为别人着想，诚恳待人，习惯于虚心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王选先生举例指出：“高一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是团员，高三毕业时已有十多名团员，我要求争取入团的同学做到的事，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当我指出别人的缺点时，要先想想自己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毛病。这些都是现在的学术带头人必须具备的一些重要素质。”从王选先生的成长经历中，不难体会到青少年时代对品德和情操的培养，是与以后取得成绩有着很大关系的。
“科技报国是我一生至死不渝的愿望！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么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大学二年级选专业时，他看到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列为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计算机将对人类产生的巨大作用。王选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在大学期间王选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这对后来他从事计算机应用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大学毕业后，王选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刚开始的几年里，他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的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的第一线上摸爬滚打，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1960年冬天，困难时期来临。有一段时间，每晚只供应稀粥，菜也基本上没有。王选就用黄酱拌稀粥，用很快的速度喝完三大碗粥，然后工作一个通宵。在紧张工作的同时，王选阅读了大量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让王选赞叹不已，他试图寻找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为此1961年王选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通过对ALGOL 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究，他感觉“茅塞顿开”，发现只有了解了软件，才能真正懂得计算机。当时王选觉得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和软硬件两方面的实践成为王选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在从事这些研究的过程中，王选看了近100篇国外文献，这使得他在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六十年代初王选开始锻炼英语听力，他先是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连续两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王选的英语听力水平显著提高。
1975年，国家汉字信息处理项目“七四八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引起了王选的浓厚兴趣。他认为如果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印刷行业，无疑将引起我国报业、出版印刷业等媒体传播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更将对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我国的普及应用起到推动作用。这一项目的宏伟远景和巨大价值犹如磁石般强烈地吸引着王选，激发了他勇攀科技高峰的壮志豪情。
为了清楚地了解国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王选经常挤公共汽车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当时适逢他病休在家，每月只有40元的劳保工资，从北大到情报所的车费是2角5分，考虑到少坐一站可以节省5分钱，王选就提前一站下车走着过去；遇到有价值的资料时，他常常靠手抄来省下复印的费用。王选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阅外文杂志时常常发现自己是那些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
通过查阅他了解到日本和欧美当时流行的照排机系统的情况，在有针对性地分析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后，1976年王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跨过第二代和第三代照排系统，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了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作出这样的决定既要有勇气，有胆识，又要持有严肃谨慎的科学态度和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在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过程中，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成为主要难关。为了解决这一难点，王选决定使用“轮廓描述方法”描述汉字字形，为保证字形变大变小时的质量，他提出并实现了用“参数描述方法”控制字形变倍和变形时敏感部位的质量，这些方法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而西方在大约10年后才开始采用类似的技术。
在王选从事激光照排研究的初期，人们很难想象他是何等的困难。当时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流行的是写论文，提职称，出国进修；从事激光照排艰苦的工程化和商品化工作很不得人心，更看不见任何名利的前景。但激光照排的难度和价值强烈地吸引着王选，他认为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汉字是中国的文字，中国汉字印刷的现代化理应由中国人来完成。这些想法促使着王选为之锲而不舍地长期拼搏，他坚信成果产业化是国家的需要，将成为主流。为了把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推向市场，实现商品化、产业化，振兴民族产业，王选和同事们没有满足于科研成果通过鉴定、获大奖，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地走上了决战市场的道路。1976年，王选的设计方案一宣布，就招来众多不解和非议，幸运的是，在这一关键的时期，王选和同事们的项目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
王选深知，要决战市场就要争分夺秒。从1975年到1993年，他先后设计并实现了6代汉字激光照排控制器，采用双极型微处理器与专用芯片(ASIC)相结合的技术，在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较低的计算机系统上完成了页面描述语言(PDL)的解释处理。这些发明和成果使得中国的电子出版技术处于先进水平，共获得8项中国专利，一项欧洲专利，并被评为首届中国专利发明创造金奖，同时王选也成为中国第一个欧洲专利的获得者。他先后研制出华光、方正等6代激光照排系统，从1987年开始走向市场并迅速推广应用。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使得中国直接从铅排跳到了最先进的第4代激光照排，使我国印刷行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这激荡人心的18年科研奋斗过程中，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克服了身体患病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和同事们一起推陈出新，每天分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工作。大年初一都在做实验。在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的过程中，他冥思苦想，时而几周都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使问题迎刃而解，他认为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对此王选先生真诚动情地吐露心声：“几十年来我的科研道路纵然层峦叠嶂、荆棘密布，但我将全部的身心与炽热的情感投入其中，乐此不疲。对我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就是最大的报酬，而实现科技报国的宏伟志愿是我此生最大的欣慰！献身于科学技术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 “依靠团队，实现梦想；扶植新秀，甘做人梯！” 当我叹服于王选先生在逆境中长期奋斗而矗立起的座座科技丰碑时，我更加敬佩并折服的是先生在接踵而来的荣誉面前所表现出的真诚谦虚、正直朴素的人格魅力。谈到获得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王选先生平静地说道：“国家和人民赋予了我这个崇高的荣誉，但平心而论，我个人的成就远不如同时获奖的黄昆先生，我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我领导的团队在报业和印刷业的技术革命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选先生列举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公式：I×We＝FullyI。他指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融入集体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绽放出完美绚丽的人生之花。王选先生结合自己青少年时期12年的学生干部经历谈到，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是团队精神的基础。他深情地回忆说：“20多年来两弹一星的光辉榜样始终鼓舞着我从事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和产业化。六十年代初，我国一批批一流的科学家们精诚合作，攻克原子弹、氢弹理论关的故事就是很典型的发扬团队精神的例子。” 王选先生一生从事过三个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中型电子管计算机、高级语言编译系统和激光照排。每个项目的研制当中他都发现到同事在某些方面比自己更强，有利于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他更是善于有效地使自己和同事们协同作战，依靠团队，实现梦想。近20多年来王选先生一共有过10个梦想：1发展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水；2发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告别报纸传真机；3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4发展新闻采编和资料检索系统，告别纸和笔；5开拓海外华文报业市场；6发展激光直接制版，告别软片；7开拓日本日文出版系统市场；8出版系统的栅格图像处理器进军欧美西文市场；9进军广电业；10从地图出版系统着手，进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广阔领域。这10个梦想中，前5个已经实现，王选先生谦虚地说：“只有第一个梦想，即激光照排系统是我具体主持的：负责总体设计，提出正确的技术途径，解决主要技术难关，在第一线干活也比其他同志更多；而其他9个梦想，王选先生只是提出大的发展方向，指定负责人，选定优秀的技术骨干，并未参与解决技术问题。”他认为在团队中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因而宽容、善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的人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
面对着当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王选先生笑谈自己已经是一个65岁的老者，现在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及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时间更是远不如年轻人。技术带头人在步入老年后往往会跟不上形势，容易发生决策失误，甚至导致严重的损失，对于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所以1993年他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同时努力使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转而把雄心更多地落实到扶植新一代的年轻学术带头人上去，特别是应该重点支持那些尚未成名、有品德、有才华、有潜力的年轻人。王选先生认为，伏枥老骥最好用“扶植新秀，甘做人梯”的精神实现自己志存高远的雄心豪情。他指出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发现和培养了多少年轻俊杰。王选先生决心做到“爱才如命”、“人尽其才”和“才尽其用”，和他们一道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和出版印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